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”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”[1]，为新时代教育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。从小学阶段的价值启蒙到高校阶段的价值塑造，青少年价值观形成是一个连续且动态的过程。然而，当前大中小学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 “学段割裂、主体分散、措施同质” 等问题，难以适配各学段学生的认知特征与成长需求。因此，系统梳理大中小学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学段特异性，剖析治理困境并构建协同防控机制，不仅能完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教育领域研究框架，更能为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提供可操作的治理方案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。

一、大中小学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图谱

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指在教育教学、校园管理、家校社互动过程中，因错误思潮渗透、价值导向偏差、治理机制缺失等引发的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、影响校园稳定的可能性。基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（含中职）、高校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与成长环境差异，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呈现显著的学段特异性。

小学阶段以价值启蒙偏差为核心风险。小学生认知能力弱、模仿性强，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判断体系，风险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的隐性影响：一是不良文化产品渗透，部分绘本、动画包含拜金主义、暴力倾向等错误内容，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价值观；二是家校教育理念冲突，部分家长过度功利化的教育导向与学校德育要求相悖，导致学生价值认知混乱；三是规则意识缺失，校园欺凌、同伴排斥等现象背后，反映出集体主义观念与规则意识的薄弱。

初中阶段聚焦价值观念分化风险。初中生处于青春期，心理叛逆特征明显，对传统权威产生抵触情绪，同时信息辨别能力不足，易受外部环境影响：一是网络亚文化侵蚀，“饭圈” 乱象、二次元负面内容等通过社交平台快速传播，扭曲学生审美与价值取向；二是同伴群体价值裹挟，部分学生为融入同伴群体，盲目跟风攀比消费、抵触学校管理，形成错误价值认知；三是碎片化错误思潮传播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通过短视频片段化传播，因缺乏完整历史背景支撑，易误导学生形成片面认知。[2]

高中（含中职）阶段凸显价值选择迷茫风险。高中生自主意识增强，面临升学与就业双重压力，价值取向呈现功利化倾向：一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渗透，部分学生片面追求 “个人自由”，对集体主义、家国情怀等主流价值观产生质疑；二是职业规划功利化，中职学生与部分高中生过度关注职业收入与发展前景，忽视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；三是校园舆情引发认知偏差，校园管理争议、社会热点事件等经网络发酵后，易引发学生对政策与制度的片面认知。

高校阶段面临价值冲突凸显风险。高校作为思想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，学术自由与意识形态边界模糊，风险表现更为复杂：一是错误思潮集中传播，历史虚无主义、拜金主义等通过学术论坛、社交平台等渠道系统性传播，部分学生受其影响形成错误的历史观与价值观；二是境外势力靶向渗透，通过交换生、科研合作、资助学术活动等方式，传播西方意识形态，企图动摇学生政治认同[3]；三是网络言论失范，高校学生网络参与热情高，但部分学生缺乏理性思考，易在网络上发表极端言论，甚至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引发舆情事件。

二、大中小学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

当前大中小学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 “协同不足、供给错位、能力薄弱、机制缺失” 四大核心困境，制约了治理效能的提升，难以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全方位、全流程防控。

（一）协同治理困境：多元主体 “各自为政”

学段协同断裂是首要问题。各学段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措施独立设计，缺乏纵向衔接与有机整合，小学阶段的红色教育与初中阶段的党史学习脱节，高中阶段的价值引领与高校阶段的理想信念教育缺乏呼应，未能形成 “螺旋上升” 的价值引领体系。主体协同不足同样突出，政府部门（宣传、教育、网信）政策制定 “各自为政”，缺乏有效衔接导致政策碎片化；学校、家庭、社会责任边界模糊，家长对意识形态教育重视不足，社会文化机构参与度低，家校社联动机制不健全；区域协同失衡，城乡、校际间防控资源分配不均，农村学校、薄弱学校缺乏专业的思政教师与风险防控技术支持，治理能力差距明显。

（二）供给适配困境：治理措施 “一刀切”

内容供给同质化问题严重。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缺乏学段差异化设计，小学内容成人化、高校内容空泛化，与学生认知水平、思想实际脱节。小学阶段的思政课仍以理论灌输为主，缺乏生动化、具象化表达；高校思政课部分内容与高中阶段重复，未能结合大学生思想活跃、关注社会现实的特点深化拓展。形式供给单一化，过度依赖思政课堂教学，体验式、互动式教育形式不足，红色研学、情景模拟、主题实践等活动开展不充分，难以激发学生参与热情。阵地供给薄弱化，校园网络阵地建设滞后，未充分利用短视频、直播等学生喜闻乐见的载体传播主流价值观，对校园公众号、社团活动、学术讲座等阵地的意识形态把关不足，存在风险隐患。

（三）能力建设困境：防控队伍 “专业化不足”

思政教师队伍专业素养参差不齐。中小学思政教师多为兼职，缺乏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训，专业能力不足；高校思政教师理论深度足，但部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，对网络新技术、新思潮了解不及时，难以应对复杂的意识形态风险。管理队伍防控能力薄弱，班主任、辅导员缺乏意识形态风险识别与舆情处置技能，对学生网络言论、思想动态掌握不全面，面对突发舆情事件往往手足无措。校外协同队伍意识形态意识淡薄，家长、社区工作者等缺乏相关教育意识与方法，难以配合学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，甚至传递错误价值导向，削弱治理效果。

三、大中小学意识形态安全协同防控机制构建

坚持 “党管意识形态” 原则，以 “学段协同、主体协同、流程协同” 为核心，构建 “1+3+N” 协同防控机制（1 个核心目标：筑牢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防线；3 个协同维度：学段协同、主体协同、流程协同；N 个支撑保障：队伍建设、制度保障、技术支撑等），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精准化、系统化与长效化。

（一）学段协同：构建螺旋上升的价值引领体系

依据各学段学生认知特征，设计分层递进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体系。小学阶段聚焦价值启蒙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德育、语文、艺术等学科教学，通过红色故事、经典诵读、主题班会等形式，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感、规则意识与集体主义观念；初中阶段侧重价值辨析，开设网络素养、党史国情等专题课程，通过辩论赛、案例分析等形式，引导学生辨别错误思潮与网络谣言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；高中阶段强化价值塑造，将意识形态教育与职业规划、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开展红色研学、社会调研等活动，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；高校阶段突出价值引领，深化 “大思政课” 改革，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专业教学、学术科研与社会实践，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，提升学生的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建立学段衔接机制，加强各学段学校间的沟通协作，共享教育资源与治理经验，确保价值引领的连续性与系统性。

（二）主体协同：形成家校社校联动的治理合力

构建 “政府主导、学校主体、家庭尽责、社会参与” 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。政府部门加强统筹协调，宣传、教育、网信等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，制定统一的治理政策与标准，优化防控资源配置，加大对农村学校、薄弱学校的支持力度；学校落实主体责任，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纳入学校整体工作规划，完善校园管理、阵地建设、舆情处置等各项制度，发挥思政教师、班主任、辅导员的核心作用；家庭履行教育责任，学校通过家长学校、家长会等形式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，提升家长的意识形态教育意识与能力，形成家校教育合力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，文化机构提供优质文化产品，媒体平台传播正能量内容，社区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志愿服务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育人环境。建立协同治理平台，定期召开家校社校联席会议，及时沟通解决治理中的突出问题，形成治理合力。

（三）流程协同：完善全链条的风险防控流程

构建 “风险识别 — 预警 — 处置 — 评估 — 优化” 的闭环防控流程。建立专业化的风险识别机制，结合各学段风险特征，制定差异化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，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，对校园网络信息、文化产品、活动开展等进行全面监测，及时识别潜在风险；完善风险预警机制，根据风险等级制定分级预警标准，建立快速预警渠道，确保风险信息及时传递给相关责任人；优化风险处置机制，制定应急预案，明确处置流程与责任分工，面对舆情事件快速响应、权威发声，及时疏导学生情绪，防止风险扩散；建立评估优化机制，定期对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进行评估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根据评估结果优化治理措施，形成长效治理机制。

参考文献

[1]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汇编 [M]. 人民出版社，2022: 31-32.

[2] [1]江凌,强陆婷.青少年网络亚文化新现象及其群体心态[J].当代青年研究,2021,(02):46-51+71.

[3] [1]陆波.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多维样态与防范化解机制研究[J].东吴学术,2025,(03):32-38.

基金信息：本论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“新时代广东高校网络舆论风险研判与治理研究”（GD25YMK05）、广东省党校(行政学院)系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《智能时代新就业群体意识形态风险生成、样态及治理》（2025GDDXXT001）的阶段性成果

• 【发布时间】2026/4/10 8:52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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